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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楼出身的女子董竹君怕是永远也想不到，自己一手创办的锦江饭店在经历了战乱、动荡、变革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后，因为一场疫病，不得不开始筹资自救。

今天中午13:29，四川锦江宾馆公众号发布消息称：11月14日入住的客人中发现1例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已停业封闭。入住的客人不得不被困宾馆内，等待核酸检测结果。

修建于1958年的锦江宾馆，曾是四川省各级政府单位首选的会议及接待定点酒店。对这家宾馆的记忆，老成都们都有很多可以讲的故事。

1960年，锦江宾馆建成之际，曾邀请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和朱德为它起名。

在这之前的1959年，陈毅和一众中央老首长们为了准备第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市“红色国宾馆”锦江饭店集中居住了28天。

上海锦江饭店的这次居住经历给陈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给成都的锦江宾馆也取了名字“锦江”。

但是和成都锦江宾馆不同，上海锦江饭店即使也一样在疫情下经营惨淡，但在酒店业的业绩，

吊打万达、复星、海航、安邦等一众大集团。

01

1900年，住在上海贫民窟的黄包车夫老董迎来了女儿董竹君的出生。

父母虽然贫穷但还是坚持送她去私塾念书。直到父亲患了伤寒家境越来越差，董竹君被押给青楼

做了卖艺不卖身的“清倌人”。

在青楼生活的两年里，董竹君认识了革命党人夏之时。

当时的董竹君在青楼里只卖艺不卖身，独善其身又对爱情充满懵懂期待的模样，引得一众嫖客心痒痒。

于是夏之时找到和董竹君独处的机会，抓住董竹君的手对她说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

董竹君以为可以托付终身，便装病逃出了青楼，和夏之时结婚。

她在青楼锻炼出了极强的的社会经验，但还是低估了男人们喜欢“拉良家下水，劝妓女从良”的恶劣习气。

夏之时和她的山盟海誓多半还是出于争强好胜的心理，并非真的爱情。

婚后两人感情越来越生分，夏之时也一直介意老婆的青楼出身。

奉命回四川的夏之时临行前给了董竹君一把枪叫她防贼。同时附了一句：你若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就用它自杀。

后来董竹君赴日本留学，入读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担心老婆红杏出墙的夏之时甚至让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的四弟到日本陪读。

虽然生下了四女一子，但两人的婚姻还是走到了尽头。

离婚后，夏之时没有顾及夫妻情分，断了董竹君和儿女的抚养费。

在旧社会，一个带着四个孩子的单亲母亲想要支撑起家庭几乎没有太多的选择，通常只能去做一些苦力活或者回青楼重操旧业。

董小姐选择了创业。

离婚的最初几年，董竹君用在典当行换来的钱办起了小规模的群益纱管厂。

为人义气，做事干练不输男子的董竹君在这期间受到越来越多商界前辈的赏识。经过高人指点，她远涉重洋，还招回了一万元股资扩大经营。

1932年1月28日，侵华日军进攻上海闸北，群益纱管厂遭到炮击，被迫停工。

战争没有击垮董竹君，1935年3月15日，锦江川菜馆正式挂牌营业。而董竹君在此前积累的人脉在此时终于显现出来。

原本没有抱太高期望的川菜馆一开张便是满堂红，上海滩青帮、洪帮的头面人物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锦江川菜馆一时名声大噪，南京及上海军政要员也经常出没于此。卓别林访问中国时，也曾在此品尝了香酥鸭子。

1936年初，董竹君又办了锦江茶室。

至此，锦江饭店在上海酒店业霸主地位的雏形已经形成。

解放前，董竹君积极参与地下党在上海的活动，营救民主人士，掩护革命同志。

上海解放后，董竹君以锦江两店人员为班底，创立了锦江饭店。

那个时候，新中国百废待兴，为了保护资源和民族工业、反抗发达国家剥削，国家提出

将民营企业国有化。

董竹君立刻带头响应，还把自己十六年所赚得的十五万美元全部奉献给了国家。

从此上海锦江饭店成为了国有企业，见证了中国发展的许多重要进程。

如今，走过风云历史的“红色国宾馆”早已与平民共享。

在上海市国资委的监管下，锦江饭店也迈出国门，开始了大手笔全球并购的海外扩张之路。

02

今年2月12日晚，锦江系在拿出35亿资金自救、出台“五大金融支持举措”的基础上，锦江国际集团再出台相关细则，面向全国酒店行业，解决疫后重建资金难题。

只要签约或申请翻牌，都能升级成为锦江系旗下的锦江都城、白玉兰品牌。同时向新加盟酒店和翻牌酒店提供300万元贷款。

“第一年利率不高于4.5%，第二年为8%。”

锦江都城相关负责人表示：始终与投资人肩并肩战斗在一起，有信心与广大投资人一起携手共建更加灿烂的未来。

赔钱也要扶持国内酒店行业，增加旗下酒店的数量。

这对于一家旗下拥有四家上市企业的酒店业集团来说极为不正常。

按照蛋叔的理解，这么做要么是行业活雷锋，要么就是为了增加影响力扩大融资。

如果是其他酒店集团肯定是后者。但锦江系不同，它背靠上海国资委，身后就是国家。

这次的自救行为，很像是为了保全中国酒店行业的民族资本。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起，国内企业开始大举投资海外酒店，开启了中企在海外疯狂“买买买”的黄金时代。

海外酒店品牌由于发展期长、市场培育度高，在品牌质量上有独特的优越性，还拥有稳定的盈利能力以及较高的品牌附加值，这是国内的许多酒店品牌不具备的优势。

据普华永道统计，仅在2016年中企发起的海外并购交易就达到923起，金额达2213亿美元，平均每起交易金额超过2亿美元。其中酒店、娱乐产业就占据了6成以上。

酒店类资产符合中国企业对于快速扩张的要求。因为运营管理的要求较低，依赖市场需求及资产的升值，可以快而简单的融入到中企原本的体系之中。

2015年，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斥资近20亿美元收购了位于纽约公园大道上的华尔道夫酒店。每间客房的平均价格超过200万美元，创下美国酒店售出价格的历史最高纪录。

在这之后的数年间，海航集团65亿美元收购希尔顿酒店集团25%股权。

安邦保险则斥资65亿美元收购了Strategic酒店及度假村公司。

几年间，中资财团在世界各处挥洒外汇。

2015年，海航集团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喜达屋酒店集团的收购案，这家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斯坦福的酒店运营商立刻宣布将对收购持开放态度。

喜达屋迫于经营压力出售企业，但又担心海航不愿出更高的价格。

就在这时，锦江国际集团也提出想要收购的意向。和海航一同竞争收购，价格自然也水涨船高。

当时喜达屋的市值为120亿美元，行业专家估计最终收购价会远超这个数。

有了锦江系的雪中送炭，买卖的天平迅速倾向了喜达屋，锦江系也成为了喜达屋的座上宾。

而锦江系也适时向喜达屋表达了对收购的担忧：万一收购不成功，自己岂不是白跑一趟。

时任喜达屋总裁的前进拍着胸脯表示：放心，就算买卖不成，也可以提前把喜达屋旗下的优质资产先卖一部分给锦江。

于是，在整体收购还未正式提上日程的情况下，2015 年锦江从喜达屋手中全资收购了法国卢浮酒店集团（Louvre Hotels Group），只花了14.9亿美元，就拥有了喜达屋旗下的优质酒店。

就在喜达屋满心期待竞购日正式开始时，中国方面传出消息：

这次收购可能黄了。

中国政府因为担心抬高收购价格，出面制止了企业竞购喜达屋，只希望一家企业参与收购。

于是上海国资委全资企业锦江国际“黯然”退场，只剩下海航参与谈判。

虽然最终的谈判还是没能顺利进行下去，但海航也通过这次备受瞩目的交易背书，顺利收购了美国卡尔森瑞德酒店集团（Carlson Hotel）下的丽笙酒店集团。

三年后，海航因债务问题，把丽笙酒店集团又卖给了锦江系。

而喜达屋总裁前进也因不知名原因在谈判终止的当年跳槽去了万达酒店任职。

2018年，锦江国际的官网上贴出一则荣誉：

“集团收购法国卢府酒店集团等案例入选《上海国资企业改革发展100例》”。

03

中企大量海外收购资产终究逃不开一个“利”字，然而，

企业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并不能等同。

2018年，海航集团在2亿英镑收购英国外币兑换运营商ICE，以及对瑞典一家酒店集团的股权收购要约时受到资金汇出阻拦。
安邦集团则被曝出正在保监会要求下出售海外价值100多亿美元的收购资产，一手操盘安邦海外并购的董事长吴小晖也“因个人原因暂不能履职”。
出售万达城、万达酒店的万达董事长王健林则罕见地表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我们决定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这与两年前王健林多次声明大力度投资美国的决定截然不同。
复星集团的董事长郭广昌也不甘人后，在巴黎回上海的飞机上急切表态：“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最近对海外投资、中国金融乱相的梳理和规范，非常必要和及时。”
风向变了，这些“大船”都在拼尽全力调头行驶。

显然，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严格控制外汇储备流出，维持国际金融地位，才是国家意志。

锦江系并没有如万达、复星、海航、安邦一样在政策的边缘试探，而是提前通过整合业务，对旗下收购的国际品牌与国内品牌重新布局，把运营重心放在了国内。

在别人还在为生计发愁的时候，锦江系正在细分市场，把卢浮法国业务、锦江卢浮亚洲、铂涛和维也纳酒店重新梳理避免内部竞争，还通过锦江北方公司布局了昆仑饭店、J HOTEL、岩花园和锦江这样的高端品牌。

至此，锦江系在全球运营的酒店数量已经超过1万家，一跃成为首家跻身全球前五的中国酒店集团。

当洲际酒店、温德姆酒店、希尔顿酒店的市盈率都不超过20时，国内的锦江股份市盈率已经高达35。

而包括海航、安邦等依然热衷海外扩张的大集团在内，他们在高举债的情况下环环相扣进行并购的行为正在为自己埋下巨大的隐患。

截至今年，海航因债务暴雷多次辟谣。锦江系则有条不紊的救市与自救。

锦江北方公司的法人、《永不瞑目》的作者海岩说:

当一个人的聪明总是以诡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聪明也就不讨人喜欢了。

几十年前，董竹君怕是早已参透这点，才有了如今的国有企业锦江饭店。